文章概要：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特征，即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经济增长。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那么，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为何出现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唯一的解释就是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因为在中国行政性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是社会性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造成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主流观点有两个：一种认为中国的垂直财政失衡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另一种认为政府间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更偏向经济性公共品。然而，上述两种观点的解释力都不充分，因为两种解释都忽略了转移支付的影响。在中国，中央政府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充分提供公共品，通过不断集中财政收入给予地方政府大规模支出补助，以弥补分税体制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缺口。尽管在地区间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会更偏好经济性公共品，但Bucovetsky and Smart（2006），Hindriks,et al.（2008），Weingast（2009）等研究认为，在合作型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可以设计出良好转移支付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偏好经济性公共品的激励，提高增加社会性公共品的激励。基于上述事实和研究，本文推测，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不是因为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或有支出偏向，而是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发挥正确的激励作用。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本文基于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特征，创新性地将转移支付筹集机制和分配机制纳入同一框架，并结合中国地区间竞争这一现实，对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效应做出识别。研究证实，中国选择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对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性支出，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产生有效激励。如果撇开中央政府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其他治理目标，中国的纵向转移支付反而成为地方政府偏好扭曲的制度根源。因为在实证结果中，我们既没有发现中国纵向转移支付的筹集和分配机制对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性公共品产生显著激励，也没有发现其对地区间竞争的约束效应有强化作用。相反，如果考虑转移支付贡献率和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我们发现，超过门槛水平的转移支付贡献率和收益率都对地方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比产生显著的负向激励。尽管在区分转移支付类型后，我们发现，专项转移支付能对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性公共品产生显著正向激励。但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又显然与中国当前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方向相悖。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中国要将转移支付作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机制，在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框架下，需要降低财政收入集权程度和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补助力度。

本文的创新有两点：一是拓展了Hauptmeier（2007），liu（2014）等人研究，针对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特征，将转移支付筹集和分配两种渠道效应纳入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二是基于Weingast（2009）的研究，结合中国地区间存在为资本而激烈竞争的现实，将地区间竞争纳入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分析框架，分析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机制和分配机制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

关键词：转移支付 贡献率 收益率 门槛水平

   （该文发表在《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